高见甚是

突然想起了刘文典，不知原因。

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，多多少少都和革命有点关系，刘先生不能免俗。辛亥前是孙中山的秘书，不过刘先生无心政治。此后任过安徽大学的校长，并手创文典中学（现为四川十八中，在四川该是很有地位的中学）。当然刘先生最大的成就，还是他的学问。

做学问而要有成，在中国有两个方法，其一是做出真真实实的大学问，其二是做出狷狂姿态以搏个大名声。刘先生两者皆做到了。

刘先生善治《庄子》，有《庄子补正》十卷，陈寅恪为之序。按刘先生自己的说法：有史以来、普天之下，看得懂《庄子》的有两个人，其一是庄周，其二就是鄙人。每常给学生们开课，一定说：关于《庄子》嘛，其实我是没怎么看懂，当然天下也没一个人看得懂----这是刘先生在那个时代那些更加狷狂的学生们面前，不得不做出的最谦虚的表态。

在同僚面前，谦虚就没有必要。西南联大开课《庄子》时，吴宓也常坐在后排听课。刘每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，总是张望着后排，问道：雨僧兄以为如何？吴宓必是毕恭毕敬的站起来，拱手作揖道：高见甚是，高见甚是！
其实吴宓是最看不得知识分子狂妄的，是时正因了自己的弟子钱钟书作风狷介，吴先生颇为不满。钱老也是在几十年后，吴门弟子整理出版《吴宓日记》时，才得知这一情况，感慨万千，在《吴宓日记》的序言中深自悔恨，后怕被恩师标于门墙之外。所以，吴宓先生的“高见甚是”是刘文典之狷狂的一个大注脚。

沈从文没有吴宓那么幸运。日本人轰炸昆明，警报迭起，联大师生争相逃命。沈从文匆匆而过，被刘文典一把抓住：我是为了《庄子》逃命，除我以外谁还能说《庄子》？你逃什么命？
躲避警报苟延残喘之机，刘先生还不忘发表自己的观点：眼前这些教授，陈寅恪是真教授，可以拿400块工资，我可以拿40块，沈从文顶多拿4块！如果我是校长，四毛也不给！沈从文是教授，那我是什么？难道要有“太上教授”不成？也幸亏是沈从文，为人温和是出名的。

说来也怪，刘先生善治的正是《庄子》，虽然庄子大义的理解，常人断断比不过刘先生，可庄子毕竟是讲究淡泊无争的，不晓得刘先生何以如此意气用事、一点都不曾学得？

不过无论是吴宓还是沈从文，打心眼里都认了刘文典的这些做派，因为他们知道刘并非藐视他们俩，刘是连当今天子都不放在眼里的人物。
因为刘先生才高学广，蒋介石称之为国宝，刘先生毫不买账。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，为学生运动事，面见蒋介石。不称“蒋主席”，当面叫“新军阀”。盛怒之下，蒋打了他嘴巴，刘文典飞起一脚踢蒋的肚子。蒋疼得捂着肚子、脸上流汗。好在蒋介石毕竟一国领袖宽宏大量，仅以“治安条例”中殴斗的民事缘由关了他七天。要是蒋公也是刘先生的脾气，只怕要把这个国宝五花大绑、以刺杀领袖定罪了。鲁迅先生在他的《知难行易》一文中曾提到此事，对刘文典的作为，狂放如鲁迅也不得不佩服。

那是一个知识分子之间认同狷狂的年代，那是一个领袖也能容忍狷狂的年代。
刘先生仙逝于1958年，他走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年代已经远去了......